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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書】《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 在歐亞非交界一窺多元帝國的興衰

林佳世子著,林姿呈譯,《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新北:八旗文化,2019。

談到土耳其的歷史,大概很難忽略曾盛極一時的鄂圖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或譯「奧斯曼」帝國)。此外,鄂圖曼帝國也被視為中世紀伊斯蘭的又一「黃金時期」,象徵著伊斯蘭文明的多元、繁榮。但鄂圖曼帝國究竟多大程度上是「土耳其的」或「伊斯蘭的」?

林佳世子所著的《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即針對此單一、本質化的史觀進行反思,探尋跳脫常規史觀的帝國歷史。此書是日本出版公司講談社所推出「興亡的世界史」系列的其中一部。由台灣八旗文化引進、翻譯,並從2018年開始出版,該系列試圖提供跳脫西方 ∕ 歐洲中心史觀的世界史論述,從東亞的視角看人類文明的發展。

自攝《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書影


對帝國本質的歷史化解構

從書名副標便可窺見此書的「解構」意味:跳脫土耳其視角的非伊斯蘭帝國,即帝國本質上既非土耳其,也非伊斯蘭。這反映了一種歷史化(historicize)而非本質化(essentialize)的觀點,即將帝國視為在歷史中不斷擴張、變化、調適的,由多元族群、宗教信徒組合成的政體。

在序言中,作者也開宗明義地對一般認知中帝國的「土耳其」與「伊斯蘭」兩種「屬性」進行反思:其將現代土耳其視為部分繼承「鄂圖曼遺產」的眾多國家 ∕ 民族之一;而強調「非」伊斯蘭,則基於帝國統治者只是利用伊斯蘭法作為統治多元族群的工具。

擺脫上述兩種常規觀點的束縛,我們方能進入作者所展開的帝國歷史畫卷。書中涵蓋的「五百年」從十四世紀初開始,溯至奧斯曼一世突厥軍閥時期,經歷向巴爾幹半島、安納托利亞、北非等不同方向擴張的帝國時期,一直到十九世紀初帝國體制漸漸鬆動的「民族時代」前夕為止。這樣的歷史分期也顯示在章節的編排上。

1453年君士坦丁堡之圍(圖片來源:Vivaystn,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細緻的制度史分析

內容方面,除了基本的「重大事件」敘述外,作者更側重制度史的分析,如少年充軍、伊斯蘭法體制化、新軍(Janissaries)制度、西帕希騎兵(Sipahi)與稅收承包制等制度問題佔了許多篇幅。帝國的政治、軍事、財稅制度因統治區域而不同,也隨時間演變,可謂因事因地制宜。

除了較生硬的制度分析外,書中也生動描繪了鄂圖曼帝國的社會面貌。如第六章〈近世鄂圖曼社會的生活〉中,呈現了一個豐富多彩的都市生活:有最早的咖啡館中人頭攢動、文人詩文唱和的景象;也有婦女們珠光寶氣、爭奇鬥艷,在公共澡堂中以閒談建構出專屬女性的社交空間,或是多樣的經濟、文藝活動等。這些內容讓整個帝國的漫長歷史變得更為立體。

綜合來看,本書作為一本淺顯的帝國通史,可讓讀者透過制度演變之窗進一步了解鄂圖曼帝國的歷史,進而對伊斯蘭政權或近現代興起的國族史觀進行反思。

18世紀的鄂圖曼土耳其新軍(Janissaries)(圖片來源:Facebook / Ottoman Imperial Archives


世界史中缺席的鄂圖曼帝國

行文至此,筆者聯想起過往的學習經驗:無論在台灣或是馬來西亞獨中歷史教育,關於鄂圖曼帝國的歷史敘述是相當缺乏的。特別是後者的「世界史」,幾乎是赤裸裸的歐洲 ∕ 西洋史(觀)。直到筆者上大學後,才意識到這種「世界史」的殘缺,讓我們的史觀顯得格外狹窄。

鄂圖曼帝國在理解世界史,特別是西亞局勢、地緣政治問題根源上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在歐美、日本學界,「鄂圖曼研究」(Ottoman studies)甚至是作為獨立的專門領域而存在的,其所累積的研究成果、出版品汗牛充棟。相較之下,台灣目前中文書市中的鄂圖曼帝國歷史相關書籍,仍以譯自英文的通史性著作為主。

就此而言,《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算是補足了一個缺口。而這點對於我們建構相對完整的全球史∕世界史認識,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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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左為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蘇丹梅赫梅德二世(Mehmed II, r. 1441-1446, 1451-1481);右為有「立法者」(Kanuni)之稱的蘇雷曼一世(Suleiman I, r. 1520-1566)

(來源:Wikimedia CommonsWorld History Encyclo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