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杉泰著，薛芸如譯，《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新北：八旗文化，2019。

在有關伊斯蘭的各種議題與論爭中，「吉哈德」（Jihād, جهاد）一直是焦點之一。華語讀者也許對「聖戰」的譯法更為熟悉。特別是在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隨著蓋達組織（al-Qaeda）、「伊斯蘭國」（ISIS）、聖戰士（jihadist）等名詞愈發頻繁地曝光，武力的、軍事的，甚至殘暴的、野蠻的「聖戰」成為代表伊斯蘭的最鮮明的形象，也深刻影響著我們對於伊斯蘭或全體穆斯林所抱持的看法。

但這種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吉哈德」面貌在多大程度上是準確的？當中又有多少誤解？《伊斯蘭帝國的吉哈德》正是力求還原「吉哈德」在歷史中的真實面貌。作者小杉泰在序言中也提到，現代世界對伊斯蘭的暴力、野蠻印象源自對「吉哈德」概念的誤解，因此需要回到歷史中的吉哈德原貌，來突破對伊斯蘭的錯誤認知。

「伊斯蘭帝國」的斷代史：烏瑪向帝國的轉變

本書與先前介紹過的《鄂圖曼帝國五百年的和平》同是日本講談社推出、台灣八旗文化翻譯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中的著作。而在此書中，「興亡」的主軸是我們常常稱為「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斷代史」——以伊斯蘭早期發生在阿拉伯半島為核心地區的政治事件與一系列政治傳承、變遷過程為主體。

更準確地來說，書中主要介紹的是默罕默德建立的「政教合一」烏瑪（ummah）、「正統哈里發」（the Rāshīdūn or Rightly Guided Caliphs）時代、伍麥亞王朝、阿拔斯王朝幾個政權的歷史。他們之間具有的一定延續性與傳承關係，而這些都源自於作者所謂伊斯蘭的教義。

書中最後兩、三章也進一步延伸至阿拔斯以後的歷史，包括鄂圖曼晚期、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甚至當代恐怖主義與「反恐」旗幟下的吉哈德。但就敘事篇幅與「吉哈德」論述的架構來看，仍是以前述幾百年間為主。作者所論述的「吉哈德」概念也與這段時期更緊密相關。

大略而言，上述政治歷史的變遷也同時意味著一種發展的史觀：由宗教—社會「二合一」的社群、到帝國雛形、再到以阿拉伯穆斯林為主的帝國，最終過渡到「伊斯蘭世界」初步成形的普世性帝國。在這個體制演變的過程中，「吉哈德」的內涵不斷地因應時代的需求與政治、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而調整。

三種「吉哈德」：持劍的、社會的與內在的

這便是本書的另外一個重點：「吉哈德」的概念與其演變。作者所定義的「吉哈德」有三個面向：內在的吉哈德、社會的吉哈德與持劍的吉哈德。此外，作者也將國家與社會視為各自不同、有時甚至互相衝突的範疇。三種吉哈德之間的消長則往往視乎國家與社會間的互動關係。

我們最熟悉，或如前面所提到最廣泛出現在大眾視野的「持劍的吉哈德」僅是吉哈德內涵中的一小部分。持劍的吉哈德一開始體現在伊斯蘭早期的軍事擴張中。帝國成形後，持劍的吉哈德便被統治者壟斷，成為國家事務。有時為了構築、擴張與維繫穆斯林烏瑪（ummah），軍事往往也是必要的手段之一。

「社會的吉哈德」則指在社會上行善並維持社會公正。在帝國統治的脈絡下，其目的在於構築一個有利於帝國多元治理、不同群體共生共榮的政治與社會空間，某種程度上類似於默罕默德時期「宗教—社會一體」的烏瑪（ummah）。為此，種種的社會福利、經濟制度、律法，與烏里瑪（’ulamā’，學者）階層的興起等皆應運而生。

「內在的吉哈德」是個人層面的吉哈德，即與內心之惡交戰，以此體現「真主之道」。其以個人虔誠篤信為核心，後來更經歷了蘇非（Sufism）的組織與理論化：內在的吉哈德被建構為更重要、更深層的「大吉哈德」，與被稱為「小吉哈德」的「持劍的吉哈德」相對，正是來自蘇非理論建構與蘇非道團發展的影響。

閱讀此書，讀者除了可以更清楚伊斯蘭早期幾個主要的政權、大帝國大致的歷史發展外，也能對備受爭議的「吉哈德」之內涵有更深一層的理解。回到歷史脈絡中的看吉哈德，也確實有助於釐清我們現在的許多誤會——至少可以理解「聖戰」是相當片面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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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來源：Pexels／Sahil Prak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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