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伊斯蘭，大家最先想到的或許會是《古蘭經》。《古蘭經》被認為是理解伊斯蘭神學、哲學、律法、歷史、信仰實踐等各個面向的最為重要，有時甚至唯一的源頭。在《古蘭經》之外，聖訓（ḥadīth）是伊斯蘭的另一重要文本，往往與《古蘭經》一起構成穆斯林（特別是遜尼派）信仰的核心。

然而一般上，我們對聖訓的了解或重視似乎遠不如《古蘭經》。特別是對非穆斯林而言，在面對許多伊斯蘭相關的議題時，我們往往更關註《古蘭經》中如何記載，從中尋找能佐證自己觀點的經文。這似乎意味著伊斯蘭擁有同質的、不變的特質，也忽略了聖訓在伊斯蘭發展的歷史上有著補充、詮釋《古蘭經》、並更具體地闡釋信仰、指導穆斯林生活的作用。

「聖行」（sunnah）與聖訓的口述傳統

要理解聖訓，就必須先談談「聖行」（sunnah）。阿拉伯語中的「sunnah」（سنَّة）最早出現於前伊斯蘭時期，指阿拉伯社會中固有的傳統或習俗。在伊斯蘭出現後，其也被用來指先知默罕默德在世時其言行與習慣。先知默罕默德領受天啟，是真主使者，其言行也被認為能體現神意，因而具有崇高的地位。

換言之，穆斯林視先知的言行、其時代的生活樣態、社會風俗等為世間典範，聖行因此具有傳承信仰、指導、教化之用。

聖行以一則則「聖訓」的形式被保存、傳承，歷久不衰。阿拉伯語中的聖訓（ḥadīth, حديث）也有故事、敘述、對話之意，反映聖訓傳述帶有的敘事性。類似的敘事形式也廣泛出現在編年史、人物傳記等文體中。而那些在穆斯林社群中口耳相傳、被我們稱之為「聖訓」的文本中，也涵蓋了有關信仰、風俗、制度、歷史、經文詮釋等不同主題的內容。

一則聖訓通常由其「傳述鏈」（isnād）與正文內容（matn）組成。傳述鏈清楚地記載著聖訓流傳所經過的每一層傳遞者姓名，是可信度的重要依據；而正文除了先知的言行、對事件的裁決外，有時候也包括一些重要門徒的言行或對先知言談舉止的追述等。

如前所述，聖訓在伊斯蘭具有重要地位，某方面與《古蘭經》語言晦澀、非常仰賴詮釋，且難以直接應用有關。聖訓起著補充、闡釋經文、提供具體脈絡的功能，如釋經學（tafsīr）多援引聖訓為論據。而在伊斯蘭律法學（uṣūl al-fiqh）中，聖訓與《古蘭經》同為各大法學派所認可的法源。在某些情況下，聖訓甚至會取代《古蘭經》的裁決，如最為人所知的對通姦者處以石刑（stoning）便出自聖訓，而非《古蘭經》。

聖訓的傳述、典律化與聖訓學的發展

聖訓最初由口耳相傳，後來也被零星記錄在紙莎草、棕櫚葉等媒介上。最早的聖訓傳述者當然是與先知同時期的先知門徒（ṣaḥāba）及其後裔（tābi’ūn）。而一則好的、可信的聖訓，通常以是否追溯回某位門徒或先知本人為判準。

因此，聖訓的權威往往與門徒掛鉤，強調聖訓的權威，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認可先知門徒及其繼承、追隨者的權威。這也成為後來我們所知遜尼派的基本信條。相較之下，什葉派也有其聖訓傳統，但什葉穆斯林更尊崇伊瑪目（imām）的權威，聖訓在各方面，特別是律法上的地位也不像遜尼派那般吃重。

在先知之後，聖訓持續被傳述、記載。流通的聖訓總量越來越多，整體而言聖訓文本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偽造的聖訓也隨之出現。尊崇、擁護聖訓傳統的「聖訓派」（ahl al-ḥadīth）學者逐漸發展出針對聖訓的各種專門研究，包含聖訓集的編纂、鑒別聖訓的真偽、聖訓的可靠性分級、傳述者的傳記評述（‘ilm al-rijal）等。

西元9至10世紀是聖訓編纂與研究的里程碑。由上述各個領域組成的「聖訓學」（‘ilm al- ḥadīth）持續發展，奠定其成為一門龐大知識系統的基礎。而在聖訓編纂方面，出現了以主題分類與以傳述者排列、強調傳述鏈等各種形式的聖訓集（musnad）。此時期成書、以《布哈里聖訓實錄》（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穆斯林聖訓實錄》（Ṣaḥīḥ Muslim）為首的「遜尼派六書」（the Six Books of hadith）便是主題式分類聖訓集的代表。

聖訓集的典律化、紙本出版大大改變了口述聖訓傳統。此前不斷擴大的聖訓文本趨於穩定，六書這類的典範性文本也逐漸建立其權威性。而從西元十二世紀開始，傳述一則聖訓時提供完整傳述鏈已不再必要。

儘管如此，透過口傳的聖訓仍然擁有更高的價值與地位，而面對面向享譽一方的長老（shaykh）學習聖訓知識並由其親耳親口傳述聖訓，也成為中世紀穆斯林社會中建構學術身份、人際網絡的重要途徑。

（封面圖片來源：Pixabay／Amirul Is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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