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與漢文化並行的足跡:淺談明清時期的經堂教育與「小兒經」
伊斯蘭在中國歷史悠久,自唐代傳入迄今已歷上千年之久。宋、元時期,隨著貿易、軍事征服等所帶動的人口遷徙潮,大批來自西亞、中亞的阿拉伯、波斯、突厥裔穆斯林移入、定居、繁衍。這些移入現今中國領土各部的穆斯林漸漸形成了後來被稱為「回族」或「回回」的群體。
特別是蒙元時期,由「西域」而來的「回回」(宋元時期文獻對來自中亞、西亞的穆斯林的稱謂)更大規模地進入中原。一方面蒙古西征將東亞與中亞、西亞之間的貿易路線打通,促進了地域間的人口、商品流動;另一方面也與蒙元重用許多穆斯林「色目人」來統治中原有關。
在此背景下,這些穆斯林參與中央與地方官僚體系、從事貿易、定居並建立社群。他們與漢人的生活圈有更多的接觸,並在歷經漫長的在地化過程中,漸漸發展出一種獨具特色的漢文化與伊斯蘭融合體。其中,明末清初興起的經堂教育與「小兒經」即為此融合下的產物。
經堂教育
根據現存文獻所示,中國穆斯林的經堂教育最早可追溯至明中葉。陝西回民胡登洲(1522-1597)被認為是中國經堂教育的開創者。經堂教育來源於中世紀阿拉伯-波斯傳統的伊斯蘭經學院(madrasa)教育與中國私塾教育傳統的結合。其目的在於傳授伊斯蘭經學知識,並培養經學體系的師資與傳教的人才。
明末清初的經堂教育也逐漸發展出一套被稱為「十三本經」的標準化教材。顧名思義,十三本經是由十三部中世紀阿拉伯文與波斯文的典籍構成。這些典籍涵蓋阿拉伯語言學、經註學(tafsīr)、聖訓學(‘ilm al-ḥadīth)、律法學(fiqh)、伊斯蘭神學與波斯文學等範疇。十三本經的內容也反映了經堂教育側重宗教思想與世界觀養成的特色。
經堂教育是中國穆斯林知識教育發展的里程碑,也反映了伊斯蘭在地化、與漢文化進一步結合的趨勢。經長時間發展,教堂教育逐漸形成了諸如陝西派、山東派、雲南派等著重不同面向與特色的派別,也培養出了活躍於明末清初、兼通儒、釋、道與阿拉伯-波斯文伊斯蘭經典兩種傳統的「回儒」學者。
小兒經
經堂教育結合了漢文化與伊斯蘭兩種知識教育體系,而兩者的結合也造就了「小兒經」的盛行。簡單來說,小兒經是一種用阿拉伯 ∕ 波斯文書寫系統拼寫的漢文。根據不同地域、人群,尚有「小兒錦」、「小經」、「消經」、「消錦」等多種名稱,不一而足。
如同其他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非阿拉伯語文字,如普什圖文(Pashto language)、烏爾都文(Urdu)、爪夷文(Jawi)等,小兒經也因漢語與阿拉伯語發音系統有別,而在原阿拉伯、波斯語字母的基礎上增加新字母(如表漢語「ng」音的「ݣ 」),或是改變特定字母的發音方式(如阿拉伯語中發喉音的字母「ع」轉成漢語的母音「惡」)。
現存資料顯示,小兒經初現於明初,時間上早於前述可考的經堂教育之始。但小兒經的盛行確實與經堂教育發展息息相關。在經堂教育中學習基礎《古蘭經》、聖訓與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的學童,透過阿拉伯字母拼寫漢語、做筆記。在西北若干信奉伊斯蘭的民族間流通的《古蘭經》、經堂教育教材中,往往也會附註小兒經文字。因此,小兒經也成為經堂教育傳承發展的重要媒介。
在漢字基礎教育不普及的情況下,這套拼音系統成為了口說語言文字化的載體,主要流行於現今中國西北地區的若干穆斯林族群。但小兒經並非統一的書寫體系,其拼寫往往因使用者的口語習慣、對阿拉伯字母的認知等因素,或因不同地區漢語方言音殊而大相徑庭。
隨著現代漢語教育普及、漢語拼音標準化等的發展,小兒經儘管尚未消亡,但作為書寫的媒介已漸漸式微,且鮮為人所知。但小兒經這一獨特而有趣的語言文化現象,可謂伊斯蘭在地化與回族文化、身份認同建構與演變歷史的縮影,意義非凡。
(封面來源:Pexels / Abene Sebei、Meruyert Gonullu)
仍在史學之門苦苦修煉的碩士生。大學時學阿語,進而對伊斯蘭產生興趣。
關注伊斯蘭相關的各種議題,同時努力在生活中實踐人文學科的價值。
也喜歡電影、足球,十多年的槍手迷(Goo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