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多年後揭開傷口=蹭熱度?從 #台灣Metoo 浪潮看性騷擾問題
近日台灣的網路世界常常被各大 #Metoo 事件洗版,或許有些網民是抱著吃瓜心態在看待這件事,當然也有懷抱正義的觀眾陪伴受害者一起抵抗惡勢力的高牆。
其實「#MeToo運動」最早是由美籍非洲裔女權運動人士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於2006年發起,當時此運動的宗旨是希望能為遭受性虐待的非裔女性發聲。2017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客》(The New Yorker)相繼揭露多名女性指控美國知名影業大亨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
2017年10月,美國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Twitter上使用「#MeToo」標籤聲援性侵犯受害者。米蘭諾鼓勵女性在推特上公開被侵犯的經歷,進一步激發#MeToo運動。然而這股風潮擴散至不同產業、國家,讓更多受害者出面說出自己的遭遇,這一舉動獲得廣大的迴響。
遲到的 #台灣Metoo 正義?
自從民進黨黨工指控被性騷擾開響第一槍後,無論是政治、學術、媒體、藝文、演藝圈或社運圈,陸陸續續都有女性(及部分男性)現身,道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害)的黑暗經歷,開啟了屬於台灣的Metoo時刻,也讓這波 #Metoo 浪潮遍地開花。
許多網友積極響應「#metootaiwan」、「#台灣metoo」運動,將目前受害者勇敢說出口的名單集結起來,更有網站將相關內容整理起來,竭盡全力讓這個Metoo運動能被更多人看見與關注,甚至希望自己的微弱力量能成為受害者們的浮木,盡可能撫平疼痛的傷疤,用行動陪伴受害者早日踏上復原之路。
其實MeToo的原意是鼓勵受害者為自己發聲、講出自己的經歷,讓那些受害卻不敢說的人得到社群的支持,同時讓被性騷擾和性侵害者知道錯的不是自己。這是一個「去污名化」的過程,趕走那些覺得自己「壞掉了」、「變髒了」的負面聲音,也能為自己帶來支援,也成為同伴彼此的後盾。
這些發聲的受害者多半透過社群網站(大多數為臉書)說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性騷擾、甚至是性侵經歷,大多數都是藏匿在內心深處多年的黑暗經歷。隨著Metoo浪潮一波波襲來,台灣也用了好幾年的時間才走到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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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Metoo事件的推波,許多受害者選擇此時揭開傷疤,將過去的可怕經歷公諸於世,已是用盡身體最後一絲勇氣發出求救訊號,更可怕的是仍有人將其解讀成「蹭熱度」。網路上常見的質疑話語,如「為什麼不早點說出來?」、「為什麼多年後才講?」、「多年後才指控是什麼邏輯?」、「蹭熱度」、「當年不講現在才來講」等,更有網民會指責受害者連累加害者「社會性死亡」,這些言論此起彼落,也絕對是帶給受害者的二度傷害,灑鹽的程度不比加害者低。
更多Metoo浪潮底下的暗潮洶湧正待我們去迎擊,為何仍有人會指責受害者?為何受害者會選擇噤聲?為何那些傷痛無法說出口?因「說出口」的成本太高了,就連親近的伴侶、父母、家人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傾聽,更多的反應往往是責備。
受到傷害的當下會有許多不同的反應,其中一種是逃避,也有受害者大腦會開啟保護機制,如同台劇《她和她的她》裡的解離現象,精神和心理受到重創的林晨曦(許瑋甯 飾),在一場車禍醒來後猛然發現自己的爸爸和弟弟都還活著,劇情抽絲剝繭後才發現原來這是一場林晨曦意識的「解離」,透過個人意識短暫的改變來迴避傷害,讓自己不至於徹底崩塌。
但這道疤痕,需用許多的時間和重要他人的陪伴才能夠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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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
翁文方:「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文方姐怎麼會不知道這個體制有一堆爛問題?那時候一堆人叫我算了,沒有人願意幫我,沒有人⋯⋯ 可是我現在,我他媽的想幫妳,文方姐想幫妳,所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好不好?很多事情不能就這樣算了,如果這樣的話,人就會慢慢地死掉,會死掉。」
2023年的政治職人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最讓筆者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詞,莫過於劇中當上司翁文方(謝盈萱 飾)得知亞靜(王凈 飾)面臨職場性騷擾,又怕向上申訴會導致二次傷害,在面對人性感到失望時,酒後吐露的內心話:「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如果這樣的話,人就會慢慢地死掉。」
被性騷擾或性侵的受害者當下不敢說出口的可能原因:
1、權力與地位的不對等:
性騷擾或性侵事件往往發生在權力不平等的關係中(如職場、校園等),受害者可能感到無力,甚至認為即使揭示事件,單位機構可能會選擇保護/包庇加害人而不是支持受害者,這讓他們感到絕望和無奈。
2、受害者污名化:
吃瓜群眾可能會將他們視為「問題製造者」,認為受害者只是一窩蜂出來蹭熱度,甚至貶低、檢討受害者,更有者質疑受害人的動機。這樣的社會壓力可能讓受害者感到恐懼和羞恥,不敢公開講出自己的經歷。
3、擔心會遭到恐懼報復:
許多受害者可能擔心揭露性騷擾或性侵事件後會遭受加害人的報復,如職場上的打壓、聲譽遭受詆毀等。其實不少受害者擔心自己的飯碗和人際關係會受到威脅,因此選擇保持沈默。
4、在意社會觀感或羞恥感:
受害者可能會對自己的處境感到羞愧和負罪感,認為整件事的責任與錯誤都在自己身上。這種自我責備和羞恥感可能阻礙他們尋求幫助或揭露事實,不願公開站出來或尋求專業協助,久而久之內心再也壓抑不了時,大腦的自我保護機制便開啟了。
5、司法制度的不足:
很多時候不難發現,其實受害者對法律和司法制度的無力感到失望。如果相關的法律規定不夠完善,或司法體系對性騷擾或性侵事件的處理不夠公正,受害者可能會感到對司法制度失去信心,最終選擇保持沉默。
性騷擾背後的高牆是「權勢」
從這一波台灣Metoo事件中可發現,大多數受害人與加害者的關係是處於「上對下」的權力關係,也就是受害人事遭到權力脅迫或是屈服於「社會屈從性」。
對象可能是公司的主管或老闆、相關領域的前輩、知名的藝人大佬、校內的學長姐或師長、甚至是親戚等,爆發的Metoo事件中也可以看到大多數加害者都是社會位階高於受害者的人士。然而受害者往往是因為「權勢」而被迫選擇忍氣吞聲。
舉例來說,黃子佼被和我一起.走在法國的365天的粉專擁有人Zofia指控多年前(仍是未成年時期)曾遭其性騷擾、逼迫拍裸照。黃子佼以演藝界前輩之姿與當時仍是未成年的Zofia見面,懷抱著對演藝工作的憧憬開始了首次的見面,結果利用「藝術」的名義對Zofia做出性騷擾之舉。多年後的Zofia勇敢揭露此事,黃子佼亦承認了並拍下道歉影片,當時也將曾犯錯但成功逃脫的藝人們給揪出,決定來個「玉石俱焚」。
再來,以許傑輝的例子來說,許假以上課與藝術之名,讓學生集體表現做愛呻吟聲,課程內容遊走在尺度邊緣,這無非是利用老師的身分從中佔學生便宜?近期較轟動的Metoo事件是由大牙、郭源元雙雙指控黑人陳建州,然而黑人陳建州也立即作出澄清回應,並張貼律師聲明。從這件事來看,也不難看出這其中的權勢關係,無論是黑人陳建州作為大牙的前雇主,或是黑人陳建州以慈善公益為名委託郭源元拍攝,兩位受害者都處於職場上的相對弱勢。
律師呂秋遠針對大牙與郭源元指控黑人陳建州的性騷擾事件提出了看法,溫暖卻鏗鏘有力的話語就如受害人此時此刻最需要的後盾:「Me Too不是流行,是一種深沉的指控。」、「法律,不是拿來嚇阻Me too運動的。」、「大牙、郭源元,還有其他的受害人,請不用擔心害怕,許多律師,包括我,都願意支持你。」、「如果你們需要我,義不容辭。別讓大牙一個人!」
我們離「性別平權」還有一大段距離
從已爆發的Metoo事件來看都有個共通點──「權勢」就是高牆。男性有慾望、想展現自己的權勢或男性地位時,就恣意以不尊重女性(或男性)的方式,滿足自己的欲求。
父權社會的體制下,女性的話語權是有限的,或者是說被「剝奪」的。
隨著「#Metoo」在台灣社群旋風擴散,大多數受害者開始剖開自己的黑暗經歷,越來越多受害者的故事像是互相聲援般,讓更多受害者從「不敢說」到「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受害者女性的集體行為就像是嘗試挑戰這個不平等、不公平的父權社會以及社會結構。
女性多半被教導或養成要學習「保護自己」,例如減少夜歸、減少獨自行動、遠離某些特徵的男性、練習防身術等,但往往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發生時,「保護自己」的論述卻成了女性的責任歸屬和缺失。
筆者過去曾在上班通勤的公車上遇到怪人的性騷擾,爾後在IG上分享當時的不愉快經歷,反被幾位網友詢問:「你穿太露嗎?」、「你穿短裙嗎?」、「你沒有保護自己嗎?不反抗嗎?」、「當下沒有大喊嗎?」等,各種道德指責讓筆者再度承受一次傷害。加害者還沒收到應有的懲處或制裁,受害者往往早已體無完膚,身心受創。
被性騷擾怎麼辦?
作法一:撥打113保護專線(免付費電話,24小時全年無休,由專業社工員接線服務)
作法二:盡可能蒐證(包括被騷擾的聊天截圖、驗傷單、錄音等等都可以)
3種申訴方式:
1、行政申訴:依據行政法對加害者或雇主做出裁罰
2、刑事告訴:加害被判刑或是科處罰金
3、民事求償:加害者給被害者身體損害和精神賠償
正義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關於Metoo這件事,輕輕放下談何容易?有些事情一個不留神或許就忘了,但有些事情真的是想忘都忘不了,絕對是受害者們一輩子都揮之不去的傷痛。有些受害者會認為說出口一點用處都沒有,可能此舉會被視為博眼球、蹭熱度,自然不敢站出來發聲,最終寧願埋藏在心裡最深處。
若能得到加害者真心誠意的道歉,且是透過司法程序調查、還原事情真相,並給予合理的懲處,或許那些曾被粉碎的自我、碎裂的真心還有機會癒合,漸漸地重新走回生活常軌。
(封面圖片來源: Pixelsh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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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庭,一個討厭下雨天卻喜歡為人撐傘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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