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大教堂，也就是如何爬上一首詩的開端

在《古遠東歷史》的書評中，辛波絲卡出乎意料地揭露了自己關於詩歌的信念，說詩的本質是相信「萬物中都沉睡著神祕的力量」，而「有技巧地選擇這些字，可以喚醒這力量」。她寫道：「詩人甚至可能唸完七個學院。但是當他開始寫詩，理智的制服就開始讓他覺得太緊。他喘著大氣，扭動身體，把制服的扣子一顆一顆地解開，直到他完全脫下了衣服，像個穿著鼻環的野人到處跑。沒錯，野人，沒錯。不然你要怎麼稱呼一個會用詩和死者及未出生的人溝通，和樹、鳥、檯燈甚至是桌腳說話的人（……）？詩人用圖像思考。比如說，他讀到某人的經濟利益和鄰居有衝突，他馬上就想到柳籃裡裝滿了砍下來的頭。（……）詩人總是跟不上隊伍，總是落在後頭。我們只能說這樣的話來捍衛他：畢竟，總有人得當墊底的。當一個墊底的人，詩人有機會在客觀事實的勝利遊行中，撿拾那些被人丟下、踩爛的東西。」 

辛波絲卡總是重複，她沒有寫詩的方程式，只有一個格言，出自她所愛的蒙田，他曾大叫：「看看，這根棍子有多少末稍啊 ！」對辛波絲卡來說，這句話代表了「作家技藝最不可到達的標準」，「不斷誘使著作家，去跨越理所當然的想法」 

在《詩選》（Poezja wybrane）的序中，她說，談論自己的詩作時，她覺得她就像「一隻出於不明原因跑進玻璃櫃，把自己釘成標本的昆蟲」。不管面對的是作者見面會上的讀者，還是記者，她都不會回答關於創作的問題。她要不是逃避，不然就是巧妙地四兩撥千斤。她的朋友幾乎異口同聲地說，你沒辦法和辛波絲卡討論詩。問她關於某首詩，或甚至稱讚某首詩作，對他們來說是無法想像的事。

「我不是生來接受訪談的，我也不接受訪談。」在《冒號》於二○○五年出版時，她如此告訴愛哲別塔．沙維茨卡（Elżbieta Sawicka）。「我認為，詩人的使命並不是談論自己的創作，他必須保持沉默。但是既然我得說些什麼，那我想要引用歌德（當然我和他的地位不同）。他和愛克曼（Eckermann）在談話中提到一個想法，這想法大概是這樣的：『詩人知道自己想要寫什麼，但是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什麼。』我覺得這句話既聰明又有趣，而寫作的本質也確實是如此，我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寫下了什麼，只知道自己想要寫什麼。歌德還有說過另一句話，也很值得一提；『藝術家，去創作吧，不要講空話。』嗯，我想說的就只有這些。」 

詩和寫詩對辛波絲卡來說是需要保持沉默的領域。她害怕當她開始談詩，她之後就寫不出來了。而當她已經把詩寫下，那就更不想去談它。

在詩中，她只偶爾進行關於詩的隨想： 

但詩是什麼呢。
關於這個問題， 
已經有許多搖擺不定的回答。 
而我不知道、不知道，我緊緊抓住它， 
像是救贖的扶手。

（〈有些人喜歡詩〉，《結束與開始》，一九九三） 

有時候某個人會成功說服她，讓她談詩，然後還從她口中套出一些話來。布拉嘉．狄米羅特娃寫道：「『她告訴我她四○年代曾經寫過極短篇，後來這些極短篇越變越短，短到十幾行詩就可以塞得下。』於是，這就是她如何開始寫詩。如果我們仔細看，就會發現她的詩中多多少少都有這些元素：『事件』、『事實』和『快訊』。」 

辛波絲卡透過詩在寫小說，這件事辛波絲卡自己八成也是相信的。因為多年後她曾在訪談中說：「我依然覺得自己是個寫小說的人。那些說我有時候會寫極短篇的評論家，他們應該沒有弄錯。我曾經寫過小說，而我到今天都沒有放棄，我只是用稍微不同的方式寫而已。」 

辛波絲卡去克拉科夫第十二小學談論〈為路德維卡．瓦芙金絲卡默哀一分鐘〉時，也出乎意料地談論了詩歌。當時幾個女學生拿著錄音機去訪問她，後來她們在班上播放了訪談內容。學生們問到，為什麼現代詩沒有押韻了？辛波絲卡回答，每個語言中的韻腳是有限的，總有一天會耗盡，那時候大家就會受夠了押韻，因為你能忍受「內心－寫信」這樣的押韻多少次呢？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是耶日．皮赫，他是當時班上的學生之一。他記得辛波絲卡，因為他那時候很震驚，有人竟然可以一邊寫詩，一邊思考如何寫詩。

「和她談論詩一點意義都沒有。因為她馬上會開始說她姊姊給了她什麼樣的蛋糕，或是她在商店看見什麼好笑的事。」愛哲別塔．札亨特（Elżbieta Zachentar）說，她從小就認識辛波絲卡了，她父親維多．札亨特是辛波絲卡的朋友。一九五七年，愛哲別塔．札亨特帶了兩首詩到《文學生活》給辛波絲卡，那年她二十二歲，和辛波絲卡第一次拿詩到《波蘭日報》給她父親時的年紀一樣。「她那時候剛從巴黎回來，戴著一頂黑色羽毛做的帽子。我記得她給我的建議，她說詩應該要有某個概念。她將一首詩改短，那首詩是關於我從人生那裡借來了快樂和愛情，我不會償還，之後我會為債務去坐牢，而那牢獄就叫作老年。她說這樣就可以了，不用再畫蛇添足，說我會有皺紋或什麼的。

三十年後，我很高興辛波絲卡寫了〈沒有什麼是免費的〉這樣一首詩。」

沒有什麼是免費的，一切都是借來的。
我債台高築。
我被迫用自己為自己還債，
用人生償還人生。
（……）
我想不起來，
我是在哪裡、什麼時候、為了什麼，
允許自己
欠下這筆債。
對這筆債務的抗議
是我們稱之為靈魂的東西。
那是唯一不存在於
債務清單上的事物。

（〈沒有什麼是免費的〉，《結束與開始》，一九九三）

「我們什麼都談，但我們不談詩。」艾娃．莉普絲卡告訴我們：「原因八成很無聊，因為我們都是寫詩的人。我們的心很年輕，雖然我們在年紀上都是優雅的老太太了，但我們依然寫得像高中女生。這很不正經，很好笑呀。」

辛波絲卡顯然也同意這點，但她說：

我比較喜歡寫詩的好笑
勝於不寫詩的好笑。

（〈許多可能〉，《橋上的人們》，一九八六）

我們不排除，辛波絲卡也覺得「當個詩人」這件事很好笑。她自己就曾經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演講上，這樣說詩人的工作：「有個人坐在桌前，或是躺在沙發上，兩眼瞪著牆壁或天花板，三不五時寫七行詩，然後十五分鐘後劃掉一行，之後又過了一個小時，什麼都沒發生。」「維斯瓦娃是個理性主義者，她對任何不理性的事物都懷抱著不信任。」烏舒拉．柯齊奧告訴我們：「不過談到詩，她卻保密到家。她認為寫詩是一種祕密，是謎語。這是為什麼她系統性地避免談詩的理論，也不談自己的詩作。」

但是瑪莉亞．卡洛塔－希曼絲卡在信中告訴我們：「維斯瓦娃雖然很少談詩，即使談也帶著距離，但她確實會談詩。或許朋友們不想和她談詩，是因為他們不想打擾她的私人空間。」

她為誰書寫？在她看來，什麼樣的人會讀她的詩？她對自己讀者的面貌有什麼想像嗎？

「他的生活過得不是很順利。」她說：「我不太能夠想像，我的讀者是個住在別墅的人，裡面有游泳池、噴泉，一切都井井有條。我想像中，我的讀者是在買書時會先看看自己買完書後，錢包裡還剩多少錢的人。」

我們知道，辛波絲卡創作一首詩的過程很長，首先這首詩會長時間在詩人腦中發酵、醞釀，然我們知道，辛波絲卡創作一首詩的過程很長，首先這首詩會長時間在詩人腦中發酵、醞釀，然後她會花很長的時間寫它，之後又會讓它「放」很久，看它能否通過時間的試煉。然而，辛波絲卡沒有一年不寫詩。在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後，她長時間未發表，這表示，她還沒有寫完任何一首詩，

直到一九九九年，她才在《歐德拉河》發表了〈舞會〉和〈關於靈魂的二三事〉。

「我們是否可以說，從一九九六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到一九九九年這三年間，對於詩歌寫作來說是白白浪費的三年？」

「我有一本很厚的筆記本。」辛波絲卡告訴我們：「在這筆記本中我會記下各種字句、想法和主題，從這之中可能會誕生詩。所以，雖然我沒有寫詩，但我一直都在做筆記，然後筆記本慢慢填滿。」

「您的詩就是這樣寫成的嗎？從一個字，一句話，這就是詩的開始？」

「我不知道這能不能稱之為開始。我常常是從結尾寫起，之後要爬上詩的開端很困難。有些詩要花很長的時間形成，有時候我會回去修改它們。我不久前才毀了一首詩，而它在我的筆記本中只剩下一行。」

《辛波絲卡：詩、有紀念性的破銅爛鐵，以及好友和夢【波蘭文直譯，收錄八十六幅珍貴照片及明信片，唯一完整傳記珍藏版】》
作者： 安娜．碧孔特（Anna Bikont），尤安娜．什切斯納（Joanna Szczęsna）
譯者：林蔚昀
出版社：臉譜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