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碩士班第一個學期結束，我的「助教初體驗」也暫告一段落。

那是一門由歷史系開的通識課，目的是培養非歷史系學生的歷史思維。課程中介紹了各種歷史學相關課題與學說觀點，並設置了隔週兩小時的討論課，由助教帶領同學閱讀、討論文本、進行分組報告等。

於是，從去年9月開始，剛踏入研究生之門、正努力適應的我，便要開始處理課堂雜務，並一步步策劃、執行著自己的「助教課」。而我幾乎沒有受過任何教學訓練、大學時期也沒修過教育系或相關學程的課，置於教學心法、教育理論等也遠非我專長。接下助教工作的那一刻起，儼然陷入了教與學的「雙重菜鳥」之境。

4個多月、8堂課一晃而過，甚至來不及細數自己在「教學」這條路上長進多少。一學期走來，可謂是土法煉鋼，僅靠著常識與過去當學生的心境揣摩去完成任務。犯錯在所難免，但靠著幾位學長姐、老師的體諒與傾力協助，讓我不至於釀成什麼大災難。

要說助教工作最大的挑戰，大概就是如何引起學生們的興趣。要讓不同專業的學生對歷史課題產生興趣、乖乖讀書看文本、去認識不同的史家觀點與學說，還要能夠參與討論，著實不容易。

說白了，當過學生都知道，很多時候選通識課只求「涼」「甜」、學分好拿，最好還沒什麼作業、不用讀書。但這門課不光要讀書，甚至其中還有不少連篇累牘、晦澀難懂的學術文章。總而言之，這算不上是輕鬆、好拿分的課，沒得混。

因此，我常常在天秤的兩端掙扎：一方面我很清楚，一門強調歷史思維的通識課有不能妥協的底線，必須嚴謹以待；另一方面，我卻能理解同學的興致缺缺與力有未逮，而時時提醒自己是否要求過分。

一學期8堂課，我們談過國族、歷史記憶、性別，檢討過教科書裡的「謊言」，也反思過大屠殺與「邪惡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我的做法是每週準備一組一份學習單，除了是每堂課小小的義務與期末評分的依據外，也是與學生交流、暢所欲言的空間。

作為一個大學生幾年學習生涯的過客之一，我很清楚我最大的貢獻，就是給他們一些自由思考、發言的空間。幸而從同學們零星的回饋意見看來，我做得還不算太糟。

而整體的情況也算能符合我的想像。當然，實際情況不可能像那些教育理念的樣板一般，學生和老師總有源源不斷的熱忱與新鮮感——散漫、疲態偶有之，也是人之常情。但重要的是，大家都在嘗試：在課堂上、在小組討論裡、在期中報告、學習單上的字裡行間，將對歷史的批判精神與生命經驗連結。

特別是每當談到對大部分學生而言較切身相關的議題，如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民主化、臺灣國族意識等，大家都積極發言，也願意從自身的學習經驗出發，進行思考與批判。

猶記得最後一堂課時，我也期許自己與學生們將歷史學的批判與實證精神落實於生活中，讓這門課的教誨不因學期結束而中斷。我想，一堂通識課的最大功德莫過於此吧！

每思及此，我便會想到讀過Jo Guldi與David Armitage合著的那本疾呼回歸「長時段」（longue durée）思維、文辭極具感染力的《歷史學宣言》。書中序言提到大學是深度知識（deep knowledge）的守衛者、長時段思維的載體，其中的人文學科更承擔著拷問、質疑價值觀的重任。

而人文學科整體的危機，也與大學內的變遷息息相關：選修學生日減、知識傳播方式的變革、工具性思維大行其道、職業化學科興起等等。人文學科所強調的，漸漸被認為是守舊過時的。

當然，書中所提的多是美國數十年來的情況。然放諸臺灣或其他華人社會，也並非完全不適用。在臺灣，大學的功能與角色定位一直受到激烈的爭辯，大學氾濫、學歷貶值、「職訓所」化等現象也受到不少批評。在你來我往的激辯中，人文學科如歷史學往往難以量化可見的績效、產值來自我辯護，身處其中的學子也往往因此對自我價值產生焦慮。

對於此，我實在也沒有很完美的解答——也許這樣的答案根本不存在。但我想，就如我常常和同學們說的：大學的通識課也許是一個人一生中為數不多能相對輕鬆、無所顧忌地思考大問題的機會。

就此而言，我慶幸著自己做到的，也期待著再一次任課的機會。

（封面圖片來源：Pixabay／Stock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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