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心難以復原？失去與創傷後的4種表現，每種內傷都極為常見

2022-09-072022-09-07 by 晚安總站

失去與創傷是人生無可避免的一部分，後續效應往往帶有強大的破壞力。喪親、成為暴力事件或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傷殘失能、罹患慢性病或致命重症、受到恐怖攻擊或戰爭的蹂躪，抑或是歷經其他性命飽受威脅、心靈飽受傷害的遭遇，都可能使我們的生活脫序，並留下深深的心理創傷。治療諸如此類的創傷，通常需要長期的調適與復原，病程因人而異。就像斷掉的骨頭要對準位置接回去，在失去重要的人事物或身心受創之後，如何重新把生命拼湊起來對能否完全康復的影響甚鉅。

有些失去和創傷太沉重，需要心理衛生專業人士的技能，而且可能需要長期的心理治療。確切來說，本章不是針對這些遭受極度重擊的狀況，深陷此種困境的讀者如果尚未尋求專業協助，強烈建議您向訓練有素的心理健康專家求助。

然而，人生中遭逢的許多失去與創傷，並沒有嚴重到造成心理或情緒上久病不起的地步。舉例而言，面臨失業、最好的朋友在激烈爭吵後和我們絕交、年邁的祖父過世等情況，我們會有一段傷心難過的調適期，但我們的心理和情緒通常會回到先前的健康水準。只不過，同樣的狀況對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主觀意義。舉例來說，如果失業導致我們全家無家可歸，如果這位最好的朋友就是我們唯一的朋友，或如果我們是爺爺帶大的且他的身體向來很硬朗，我們所蒙受的損失和人生遭到的衝擊，規模恐怕就可觀得多。

無論在因應失去與創傷時表現出什麼差異，說到重建人生、在情緒和心理上完全恢復過來，我們全都面臨類似的挑戰。我們要將心理上的骨折重新歸位，把破碎的人生天衣無縫地拼回去，成為一個功能完善的整體。在某些情況中，掃除失去與創傷留下的心理陰霾，不僅能加速我們的復原，也有可能讓我們從這些經驗中浴火重生，為我們人生中的優先順位帶來有意義的改變，讓我們更懂得珍惜現有的人際關係，也讓我們活得更有目標、生活滿足度更高，此所謂「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

在失去與創傷過後，我們的情緒是變得更健康或更脆弱，取決於許多我們不可控制的變數，例如事件的嚴重程度、我們本身的心理素質，以及我們先前經歷過的苦難。但也有些變數是我們可以控制的。為能善用本章的情緒緊急自救術，對於失去與創傷造成的心理衝擊，以及這些衝擊對心理和情緒健康構成的挑戰，我們要有清楚的認識。

失去與創傷造成的心理衝擊

除了嚴重的情緒困擾，除了事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必須面對的改變，失去與創傷也會造成數種心理衝擊，每一種都代表了一組需要重新歸位的骨骼。首先，失去與創傷在生活中製造的混亂，可能危及我們的自我認知、我們的角色，乃至於我們最根本的身分認同。其次，我們對這個世界及自身定位的基本假設，往往會受到悲劇事件的挑戰，導致我們很難理解這些事件，或難以將這些事件融入到個人信念體系的大框架之下。第三，在悲劇過後，許多人會覺得很難維持舊有的人際關係和活動，以前覺得有意義的人事物，現在不再覺得有意義。我們甚至會覺得重拾自己的生活就形同背叛了逝者，或形同給自己內心的痛苦打了折扣。

歷經失去與創傷，人都會有悲痛的情緒，但上述心理衝擊的嚴重程度則因人而異。有些人可能傷得很輕微，有些人卻覺得生活深受影響，影響所及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接下來，我們就來逐一檢視這幾種狀況。

1、生活大亂：排山倒海而來的情緒困擾

失去或創傷過後，在剛開始的日子裡，我們的情緒可能惡劣到生活全面癱瘓的地步。我們可能喪失清晰思考的能力，或者就連最基本的照顧自己都做不到，例如不吃不喝不洗澡。生活中的點點滴滴都跟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悲痛地歷經一連串撕心裂肺的「第一次」—沒有逝者相伴的第一餐、受暴後第一個獨自度過的夜晚、人生天翻地覆之後第一次看著鏡中的自己……。一個接一個沒完沒了的「第一次」，可能一連數週或數月不斷朝我們襲來—和另一半分居後第一次上超市，沒有要買他或她最愛吃的東西；失業後的第一個聖誕節，沒錢買禮物給孩子；父母剛過世後的第一個感恩節……。

每一個「第一次」都勾起回憶與悲痛的情緒，也勾起我們對逝者深深的渴望。我們可能變得很難去關心周遭的人事物。墜入絕望的深淵中，我們的心情可能比重鬱症患者還黑暗。然而，悲傷不是一種情緒障礙，而是人對極端狀況的正常心理反應。不管一開始是多麼痛徹心扉，這份痛楚總會隨著時間淡化。當我們開始接受現實，當我們開始消化這次的失去或創傷，那份椎心之痛就會漸漸減輕，即使只是減輕一點點而已。

「時間」確實是良藥。復原時間的長短，顯然要看這次失去或創傷的本質，以及這件事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主客觀影響而定，但我們一般都會在半年內度過最悲痛、最難適應的階段②。如果那份悲痛沒有過去，不管是因為我們受到的損失或傷害太重，還是因為情況不允許我們走完療癒和復原應有的歷程，這件事就有可能影響到我們對自己的定義。我們最獨特的個人特質有可能不復存在或被悲傷掩蓋，就連我們自己都再也看不見這些特質了。我們的興趣、創意、喜悅和熱情，可能全都被憂傷、痛苦及我們對過去永無止境的反芻遮蔽。我們的生活名副其實地陷入一團混亂。

2、身分認同崩壞：失去與創傷如何挑戰我們的角色與自我定義？

葛蘭本來是一位前途看好的業務員。沒在東奔西走的時候，他愛跟朋友們打打籃球。一個冬夜裡，葛蘭和兩位同事在漫長的出差過後開車到機場，路面積雪結冰，導致他們的車子失控打滑。葛蘭當時正在後座中間的位置打瞌睡。

「我整個人直接衝出擋風玻璃，摔在地上失去意識。幾分鐘後，我張開眼睛醒了過來，只見其中一位同事倒在我正前方，死了。我試著起身，但卻站不起來。我低下頭，看到自己渾身是血，我的腳……我的兩隻腳都不見了。」葛蘭用力吞了一口口水。那是我們的第一次會談，從他的表情看來，葛蘭不常把這件事掛在嘴邊。

「接下來，我記得的就是醫院和手術，很多、很多的手術。」葛蘭有一年多的時間輾轉在各大醫院度過，醫生們治療他的重大傷殘，並為他展開漫長的密集復健。他也接受心理治療。葛蘭支離破碎的身軀慢慢康復，但他的心還是千瘡百孔。

「數不清有多少次，我但願自己那天晚上死掉算了。死了還比較輕鬆。大家想來探望我，但想到要見任何人，我都受不了。想到要看著自己，我也受不了。事情過去六年了，我還是沒辦法照鏡子。偶然瞥見自己的身影，我看到的就是一個陌生人。以前的我在那天夜裡已經死了。這個陌生人、這個殘缺不全的瘸子，不是我！」

我很心疼葛蘭，不僅心疼他在肢體上受到的駭人外傷，也心疼他過了六年內心還是那麼痛苦。那次失去與創傷在他心裡留下的陰霾還是那麼重。他的心理骨折未曾準確歸位，後果就是他從未適應劫後的現實。

失去與創傷往往會迫使我們面臨新的現實狀況，依據事件的嚴重程度，我們可能要整個重新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乃至於全盤改寫自己的人生故事。在那次車禍之前，葛蘭用「拚事業」、「個性外向」和「運動健將」定義自己，如今這三個自我認同的支柱都垮了，再也無法為他的人生發揮任何作用。葛蘭亟需重新定義自己的身分認同、重拾被悲痛埋葬的人格特質，並決定他未來的人生能怎麼過。

重新定義自我和個人身分認同的挑戰，伴隨著許多失去與創傷的遭遇而來③。我們可能用工作定義自己，後來卻失業了。我們可能用伴侶關係定義自己，結果卻失去了伴侶。我們可能用體育技能定義自己，不料卻失去健康。我們也可能用親職定義自己，但最終連最小的孩子都長大離家了。在這些情況下，我們都需要時間重新找到自我、向內探尋有意義的事物，並找到新的辦法表現出自己蟄伏的一面，讓深埋在悲痛之下的自我嶄露頭角。否則我們內心就會空虛得可怕，而這份空虛只會帶來更大的失落感，瓦解我們最基本的自我感受，讓我們在自我懷疑和自我厭惡的驚濤駭浪中漂泊不定。

3、信念崩毀：失去和創傷為什麼會挑戰我們的處世觀念？

身而為人，為人生中的經驗賦予合理的解釋，是我們最情不自禁的衝動之一。對於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解方式（即使是無意識、不自覺的），而我們就透過這副眼光看待人生多數的經驗。我們對這個世界的信念與假設，不僅左右了我們的行動和決定，而且往往賦予我們目標感與意義感。有人可能認為人生中的一切都是「神的旨意」，有人則相信「種什麼因、得什麼果」。有人可能相信「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有人則相信「一切純屬偶然」。有人覺得這個世界大致上是公平的，有人則抱持恰恰相反的意見。有人相信人生大致上是可預測的，有人卻深信所有事情都是隨機發生的。

無論我們對諸如此類的事情有什麼想法和見解，失去與創傷都會挑戰我們對這個世界及其如何運作的基本假設，導致我們因此冒出更多嚴重的情緒困擾④。我們無法理解事情怎麼會這樣，再加上事發當下的震驚，使得我們亟欲將前所未見的現實狀況融入到既有的基礎信念體系中。曾經給我們安全感的基礎信念體系，如今不再能給我們安全感了。說真的，這種「信念危機」很常見。我們被各種問題與懷疑淹沒，常常因此踏上尋求解答的征途。

對於求解的強烈需求，可能會讓我們不斷反芻事情的來龍去脈，苦思發生這件事的原因和可能的防範之道。我們可能會細細分析一千個微小的決定和片刻，覺得如果改變了某一個小地方，我們就不會落入今天這種痛苦的境地。二○○一年九一一事件期間及其後，身為一位在紐約市工作的心理師，我聽過個案表達許多諸如此類的「要是」：「要是晚幾分鐘出門，她就搭不上車。飛機撞上大樓時，她也就不在她的辦公桌前了。」「要是他沒有搬到波士頓，他就不會在那班飛機上了。」「要是我沒停下腳步抬頭看，掉落的殘骸就不會擊中我了。」在那恐怖的一天過後，這些例子代表了許多人共有的想法和反芻心理。

為了理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事後我們往往會一直糾結在這些「要是」上頭，時間可能長達幾個月。許多人在事隔半年內就能對發生的悲劇有一套解釋，但也有許多人甚至多年以後都無法釋懷。然而，我們越快重建自己的處世觀念，越快把遭逢失去或創傷的經驗融入自己的信念體系裡，反芻的頻率和強度就會越快減少和削弱，我們的心理就會調適得越好，越不會有情緒失調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症狀⑤。

4、人際關係斷裂：為什麼我們很難和留下來的人維持關係？

為了面對日漸逼近的五十歲生日，梅可欣來做心理諮商。十年前，她曾答應先夫科爾特，兩人要一起飛到非洲參加遊獵團，慶祝五十歲的里程碑。儘管科爾特多年來多次懇求，梅可欣還是從沒出國過。「我們約定的是十年後的事，但我可不是隨口答應下來。」她表示：「我是認真要信守承諾。」

就在她滿四十歲幾個月後，科爾特開始有嚴重的頭痛。「他們幫他做了一個又一個檢查，但還是查不出原因。」梅可欣回憶道：「後來他們給他做了腦部掃描。醫生告訴我們說他腦部有腫瘤。他們會盡量把他的腫瘤切乾淨，但基本上，他們預計他頂多再活三年。一連幾天夜裡，我們倆都哭著睡著。科爾特很怕動手術。他知道手術過程有太多可能出錯的地方。就在他們把他推進手術室之前，我答應手術後只要他一恢復，我們就去非洲遊獵。而且不管我們兩個還能在一起多久，剩下的日子都要盡量多去旅行。那是他幾星期以來第一次露出笑容。」

梅可欣停下來，擦擦眼淚。「兩小時後，他就死在手術台上了。」她顫抖著手、涕泗縱橫地說：「我想他……我好想他！我還是每天都跟他說話：下班回到家時、早上起床時。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誇張，但我還是每星期做一頓他最愛的晚餐。這是我的一種慰藉，讓我覺得不那麼孤單。」梅可欣收拾一下情緒，繼續說道：「我之所以來這裡，是因為六個月後就是我的五十歲生日……而我不知如何是好。一方面，我覺得自己還是應該實現諾言去參加遊獵團，但另一方面，科爾特已經不在了，要我一個人去做這件事，我不知道自己受不受得了。」

梅可欣和科爾特沒有子嗣，但他們熱愛露營與戶外活動，享有活躍的社交生活。然而，打從科爾特過世後，梅可欣這些年來已和他們多數的老友失去聯絡，而且她已完全放棄露營、爬山這些活動了。她的人際圈除了一位住在美國西岸的姊姊，就只剩幾位工作上的泛泛之交，他們每隔幾個月會聚餐一次。我問她有沒有想過要再交男朋友，她立刻就否決了這種想法，說她覺得這麼做就像背叛了科爾特。

有許多人在喪偶後的反應都是縮回自己的世界裡，執著於已逝的那個人，在心裡和對方說話，想像他們對我們的日常大小事會有什麼想法和反應。然而，這個階段通常是暫時的。漸漸地，我們放下了失去的那個人，繼續自己的人生，或許重拾故交、參與以前為我們豐富了生活的活動，或許認識新朋友、找到新嗜好，把我們的情緒和精力投入在新的人事物上。但也有些人就困在過去，逝者的鮮明形象始終縈繞不去。我們抓著那個人的記憶不放，持續把自己的情感資源投入在逝者身上，而非生者身上。

再舉一個例子。尚恩是我在二○○一年夏秋輔導過的一個年輕人，他的表哥是消防隊員。在世貿北塔坍塌時，這位消防員表哥因公殉職了。對尚恩來講，他不僅失去了表哥，也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接下來幾個月，尚恩變得對世貿雙塔本身很執迷。所有閒暇的時間，他都用來看有關世貿建造過程的電影和紀錄片，讀遍他能找到的相關歷史資料，研究這兩棟建築在維修和營運等各方面的事宜。同時，他也迴避他們的家族成員，拒絕出席團聚的場合，不跟任何最能和他分攤這份喪親之痛的人接觸。

在悲劇過後，這種應對機制是很合理的反應，但如果持續太久，我們就可能像尚恩和梅可欣一樣，深陷過去無法自拔。在許多案例中，這種沉湎於過去的習慣代表我們的哀悼功能失靈了。我們沒把斷掉的骨頭接回去，慢慢恢復過來，重新定義自己，展開新生活，而是一直在回憶中載浮載沉，緊抓不復存在的東西，卻不去把握依舊擁有的東西。若不加以處理，這種模式可能延續數年、甚至數十年之久，使我們的人生停滯不前，使我們的未來被這次的失去與創傷綁架，而我們自己則已經被那份傷痛給定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