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全書由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間，萬吉於《東方日報》發表的若干篇專欄文章集結而成。多數文章為時事評論，但其揭示的議題、知識等不一定具有時效性，反而更像是借時事來作知識普及。其好處是夠簡潔、夠直接、夠具體，同時一定程度上兼顧知識的紮實度。
西元六○八年，麥加的聖寺重建，重建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當古萊什重建卡巴，工程進行到那塊黑石頭的所在地……但此時，古萊什人為了該由誰把石頭就定位起了爭執。最後，他們同意，由第一個碰巧走進謝巴氏門的人做決定。而第一個在他們眼前穿過那道門的人，就是不久之後的先知穆罕默德……
中華回教博愛社早於1920年代創立義學，開香港伊斯蘭教育之先河。及至60年代，博愛社辦學更進一步，於1970年創立「伊斯蘭英文中學」。其於1997年遷至柴灣，改稱「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天王郭富城、無線電視台（TVB）演員李佳芯、Beyond鼓手葉世榮等知名演藝人員都曾就讀於此。
伊斯蘭曆（回曆）是純陰曆，原則上所有12個月份的終始都只與月亮有關。因此，在每月第29天夜間需透過望月來決定該月長短：若望到新月，則當月長29天，隔天為新一月的首日；若望不到新月，則該月長30天，新一月推遲一天。齋戒月、開齋節首日等日期也是用這種方式來確定。
「回」儼然成為伊斯蘭的同義詞，但鮮少人理解：「回」的概念實際上是伊斯蘭在中國千餘年發展下的特殊產物。晚清民國間「回族界說」之爭論，反映了直至現代國家體制介入前，「回」的意義仍是流動、多變的。這毋寧與伊斯蘭在中國在地化與族群化的獨特發展脈絡息息相關。
伊斯蘭法的體制化乃是非常晚近的事。以馬來西亞為例，伊斯蘭法大概在19世紀末、20世紀間，受英國引入普通法、保障馬來王室宗教權威等政策影響而走向體制化，繼而形成馬來亞獨特的「雙元法制」。根據憲法，各州統治者為州內伊斯蘭之權威。州政府有權設立伊斯蘭法庭、制定法案，構建其伊斯蘭法體系。
「頭巾」（hijab）可謂伊斯蘭議題中備受矚目者之一。只要頭巾一日存在，它就會是各界談綸伊斯蘭時難以迴避的焦點。《蓋頭掀不掀？》一書以訪談、觀察記錄等為主要材料，配合社會學理論的分析，呈現台灣穆斯林婦女穿戴hijab的身體經驗，是為台灣穆斯林女性研究的突破之作。
伊斯蘭在中國歷史悠久，自唐代傳入迄今已歷上千年之久。隨著海陸貿易、軍事征服帶動的人口遷徙，大批來自西亞、中亞的阿拉伯、波斯、突厥裔穆斯林移入，漸漸形成「回族」或「回回」群體，並經發展出一種獨具特色的漢文化與伊斯蘭融合體。其中，明末清初興起的經堂教育與「小兒經」即為此融合下的產物。
「原教旨主義」源自於基督教，泛指一切「回到根本」的宗教詮釋與實踐方式。移植到伊斯蘭傳統中，即指遵從《古蘭經》、聖訓，以及先知穆罕默德時代的生活等為典範。然而事實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無法告訴你各個組織、流派之間有何不同，也無法讓你知道某個組織實際上在想些什麼、做些什麼。
「教派」一直都是談論伊斯蘭時很難避免的議題。我們常常見到「遜尼派」、「什葉派」這樣的稱法，以及關於他們之間衝突不斷的新聞報導，卻不一定知道教派分歧從何而來、有何意義。《先知之後》一書中所講述的，正是被後世視為「教派分裂源頭」的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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